新冠三年，隔絕了我們對外的往來：不能出國開會、學習，即便是我的國外老師病重，我也不能侍奉病塌前，致使我的老師讓-雅克·邁赫朗（Jean-Jacques Merland）和呂克·皮卡爾（Luc Picard）教授臨終前都未能見上最后一面，終成憾事！

今年1月，也是新冠后第一年的全面開放，我國對歐洲6國都開放了15天免簽政策，我們也接受了法國ABC/WIN大會的邀請，前去阿爾卑斯山伊賽爾谷（Val d’Isire）開會。這次去法國，我一定要去拜謁我老師邁赫朗，烏達爾（Houdart），皮卡爾，拉若尼阿斯（Lasjaunias）的墓地傾訴我的懷念之情，表達我的感激之意。

讓-雅克·邁赫朗

（Jean-jacques Merland）教授

邁赫朗教授是我到法國的第一位導師，他說話細聲細語，從未見過他大聲跟任何人說話。總是未語先笑，每天上班都是微笑著跟所有人打招呼。據(jù)說是小時候介紹他認識一位神父，教他說話要小聲，他牢記而保留終生。邁赫朗教授是世界介入神經(jīng)放射科的鼻祖Djindjian教授的學生，是WFITN最早18位發(fā)起人之一，他與Djindjian教授合著的《頸外動脈超選擇性造影》一書，奠定了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的重要基礎。他們還創(chuàng)造了超選擇性脊髓血管造影，使Lariboisière醫(yī)院成為當時世界上脊髓血管畸形病例最多的醫(yī)院。Djindjian教授對脊髓Adamkiewicz動脈的實體灌注的大幅照片，不僅讓我們第一次看到脊髓這么深在組織中血管的形態(tài)，更是一幅巨大的神外和神內、神放合作共創(chuàng)的見證。這幅貫頂?shù)拇笳掌蛼煸贖oudart教授的辦公室（后面再敘）。

正因為這樣，我才有幸以一個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的身份，被一位神經(jīng)外科主任邀請，來法國學習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

一年零四個月的學習，邁赫朗教授給了我巨大的幫助和信任：

給了我一把萬能鑰匙

為了讓我可以隨時看所有的X光片。他給了我一把能開全科所有房間的萬能鑰匙，這是所有外國進修生中唯一給我的特權！這是多大的信任啊！這讓我在學習期間大量閱讀了幾千份片子，特別是脊髓血管畸形，我看了3000多份，對脊髓血管畸形有了深入的了解，我的畢業(yè)論文也就是寫的這種疾病。

輔導我寫論文

我是工農(nóng)兵學員，從未寫過論文。在法國，我的頭銜是“Assistant etranger（巴黎醫(yī)院外籍助理）”，是要發(fā)文憑的。據(jù)說中國國內使館認定為相當于博士后。邁赫朗教授給了我一個題目“脊髓內靜脈高壓引起的脊髓病變”。這是一個非常新的題目，也是邁赫朗教授在大量病例的基礎之上發(fā)現(xiàn)的問題和思考。當時邁赫朗教授正好準備休假，他給了我6個病例讓我分析。我查閱了相關的文獻，花了20天的時間寫好了法語的論文，在他休假回來時交到了邁赫朗教授的桌上。當他看到論文時，驚訝地問我：“凌，20天你就完成了論文，難道你不睡覺嗎？”其實我的論文和法語真是不怎樣，但邁赫朗教授不厭其煩，一字一句地幫我修改，修改后的論文面目一新！捧著我第一次寫就的論文，看著JJ親筆簽名的證書，我心中萬分激動！這真正是老師用自己的心血來鑄就學生啊！

生活上的關心和照顧

他經(jīng)常請我到他家做客，甚至住到他鄉(xiāng)下的別墅里度周末。1983年冬天他還帶我跟他全家去阿爾卑斯山滑雪休假。對于我孤單一人遠離家鄉(xiāng)倍思親的年輕女醫(yī)生，真是莫大的安慰。

邁赫朗教授和他的夫人瑪麗-弗朗絲是一對特別善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不能生育，卻收養(yǎng)了6個不同國度的孤兒，其中一個最小的弗朗索瓦（Francois）是一個先天大腦發(fā)育不全、雙目失明的小男孩。他們花了大量的財力和物力去救治這個可憐的孩子，甚至給當時的羅馬教皇寫信，為弗朗索瓦求得一串祈福的項鏈。家里其他的成員都反對他們收養(yǎng)這個孩子。但當弗朗索瓦終究無法活下去、彌留之際全家圍在他的身邊為他祈禱時，愛在每一個人心中流動！事后瑪麗-弗朗絲跟我說，這就是他們要收養(yǎng)弗朗索瓦的理由：讓愛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駐扎！我當時震驚極了，用著這么大的財力和精力去播撒愛的能量，這是怎樣的胸懷和善良的力度啊！

她們對親人是如此，對病人也是如此。他從來都是“傾聽他們，理解他們，把你的病人當成你的家人，你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了”。我想這也是邁赫朗夫婦給我潛移默化的教育，讓我在20年里資助撫養(yǎng)了1300名孤兒的源泉。我跟他們一家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瑪麗-弗朗絲是一名中學的英語老師，她極其善良熱情，對邁赫朗教授所有的學生都幫助很多。我經(jīng)常受邀去他們家，熟知他們每一個孩子的名字和狀況，并保持著聯(lián)系。

離別的贈言

1983年7月4日，我通過了巴黎第六大學顯微外科學校的考試，就迫不急待地定好7日回國的機票，歸心似箭！臨行前我包了一夜的餃子，拉了4車送到科里辦告別宴，請全科同事品嘗中國飯。那天全科特地停了半天的工作，支了3個爐子煮餃子，整個科室熱氣騰騰，充滿了歡樂。邁赫朗教授深情地說：“凌要回國了，她告訴過我，中國有一個叫雷鋒的偉大士兵說過一句話：一個人活著就是為了要讓別人生活得更美好。凌就是這樣的人，她把我們都帶回了中國。”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做這樣的評價，居然還是一個外國人！但卻讓我特別認真地自我審視：是的，我就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我離開巴黎時，不僅帶回來四大箱書和各種導管、注射器、造影劑（我省吃儉用買的和拆包未用過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我?guī)Щ亓诉~赫朗教授對我的期望和他的高貴品質對我的影響。我牢記他的教誨“你必須把你學到的都教會他們”，回國后一直在不停地辦各種學習班、組織學協(xié)會，以至于到北京舉辦第九屆世界介入神經(jīng)放射大會。在我的介入中心里，所有的資料都公開允許學員記錄拷貝。我們中心在30多年中，共培養(yǎng)了1000多名醫(yī)生，親愛的邁赫朗教授，我沒有辜負您的期望！

這次去法國，一下飛機左膝關節(jié)就扭傷了，腳不能沾地，一切都用輪椅推著。我事先聯(lián)系了瑪麗-弗朗絲，她告訴我，因為邁赫朗教授行動不便，輪椅無法上樓，她賣掉了巴黎城內的房子，現(xiàn)在已搬到距巴黎80多公里的鄉(xiāng)下（諾曼底的Pressagny）別墅里去住了。邁赫朗教授去世后也就葬在Pressagny村子的墓地里。我從山上下來就直奔諾曼底了。

好在有導航，我們不費勁地就找到了瑪麗-弗朗絲的家，這里就是我曾經(jīng)熟悉和居住過的地方。

諾曼底前兩天下了一場大雪，氣溫驟降。道路上都是雪。院子還是那么大，樹和花卻少多了，房子怎么顯得那么小！

房門輕輕地打開，瑪麗-弗朗絲站在門口笑迎我們。我拋開輪椅，一瘸一拐地奔上前去，一把抱住瑪麗-弗朗絲，我們都落淚了！我緊緊地握住瑪麗-弗朗絲的雙手，雙手那么涼。房間里的暖氣也不是很足。我趕緊打開我?guī)淼难蚪q圍巾給瑪麗-弗朗絲戴上。她說：“好暖和啊！”我一陣心酸。我們一起問候了一番，互贈禮品。我沒想到，瑪麗-弗朗絲送我的竟然是邁赫朗教授在歐洲神經(jīng)放射學會上獲得的榮譽會員證書！這是一個巨大的榮譽，只有對神經(jīng)放射學有特別貢獻者方可獲得。這是對邁赫朗教授的認可和肯定，瑪麗-弗朗絲轉贈與我，是想鼓勵我去作出更大的貢獻，用心良苦啊！我送瑪麗-弗朗絲的是2007年世界第九屆介入神經(jīng)放射大會時，邁赫朗教授和瑪麗-弗朗絲一起來北京開會，我們在頤和園一起合照的照片，它記錄著我們師生深厚的友誼和我對老師無盡的懷念！

與Merland夫人合影

經(jīng)過短暫的寒暄，隨即我們步行到離家僅50米的村子墓地去拜謁邁赫朗教授。在白雪的掩蓋下，墓地顯得更加肅穆莊嚴。不大的墓園多數(shù)都是家族的，邁赫朗教授的墓地也是早就安排好的了。紅褐色的大理石上豎立著大大的墓碑，上面是十字架符號和邁赫朗教授的墓志銘：Dieu dit, “mon nom est Je suis et Je suis L’Amour.” Vivre est L’amour. （以上帝的名義，充滿愛的一生。）旁邊還有一尊圣母瑪利亞的雕像。Merland教授的生卒時間寫在旁邊的小碑上：“Jean-Jacques Merland, 充滿熱情的一生。生于1942年2月9日，卒于2023年5月17日”。小小的弗朗索瓦葬在他們的家族墓地，在墓碑的左側，有一小碑，上面寫著：“弗朗索瓦·邁赫朗，生于1984年11月19日，卒于1985年8月11日。一切看在上帝的面上。”這個可憐的小男孩，最終可以躺在邁赫朗家族的墓地里，算是有個好的歸宿了。也是邁赫朗教授“充滿愛的一生”的真實體現(xiàn)。

我獻上鮮花，向邁赫朗教授傾訴思念之情，并深深地鞠了三個躬。我了解到，新冠期間，邁赫朗教授回到鄉(xiāng)下居住，一直是他的女兒瑪麗洛（Marie-Laus）在照顧他。因住院期間感染了新冠而于2023年5月23日在當?shù)蒯t(yī)院病逝。邁赫朗教授在1997年1月滑雪時摔倒，雪板打到頸部，造成頸動脈創(chuàng)傷性夾層，導致左側偏癱，后來經(jīng)過抗凝治療，僅在丘腦上留下梗死灶，雖然肢體偏癱恢復了，但卻留下了該死的丘腦痛，長期用各種止痛劑，以至于經(jīng)常會控制不住自己的行動。最后一次新冠前去看他，他佝僂著身體已經(jīng)站不直了，看著實在讓人心痛！

邁赫朗教授一生為愛：愛家人、愛孩子、愛朋友、愛病人、愛學生……愛所有值得愛的人和事！

在學術上，他充滿熱情和探索。

1973年他跟隨金江教授做超選擇性頸內外動脈血管造影，打開了介入神經(jīng)放射發(fā)展的大門。蘇聯(lián)的Serbinenko是1970年先用球囊的，1972年他用球囊栓塞CCF已治療100例CCF。1975年已治療500例腦與其他部位的AVM，并發(fā)表了大量文章。繼金江教授之后，他是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的先驅之一。1992年邁赫朗教授榮獲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軍官頭銜，2008年獲得了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的騎士徽章。這是法國的最高榮譽，他實至名歸！

呂克·皮卡爾（Luc Picard）教授

我在巴黎留學時就已知南錫市的呂克·皮卡爾教授，知道他在腦動靜脈畸形栓塞方面特別有名。但由于當時的經(jīng)濟拘謹，時間又特別緊張，就沒有時間去拜訪。但有緣就有機會！1985年我回國以后，醫(yī)院里買了飛利浦的血管造影機，我們一行三人受命去荷蘭接受培訓。那年的世界神經(jīng)放射大會在阿姆斯特丹召開，我們學習的醫(yī)院里有一位華裔的曾醫(yī)生，安排了一個飯局邀請我和呂克和雅克·莫海（Jacques Moret）一起吃飯。餐中我終于見到了仰慕已久的皮卡爾教授和他的好朋友搭檔莫海教授。呂克告訴我，他在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訪問過中國，對中國非常感興趣，想再次訪問中國。而莫海教授則是從小就聽他爺爺說過中國，所以對中國充滿向往：平生的夢想就是去中國。那時的法國人有一句習慣語，若是什么事情匪夷所思，都會說：“Ce la Chine”！中國對法國人來說，真是夢一般的世界——非常遙遠而又神秘的國度。我們在餐中相談甚歡，我在出國前也得到時任院長老爸的指示，可以邀請希望訪華的外國專家來華交流，我們那時太需要打開門戶，對外交流了。有了這樣的尚方寶劍，我當即就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次年的10月訪華。

1986年10月，繼邁赫朗教授7月來華舉辦中國首屆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習班之后，呂克和莫海以及呂克的恩師、神經(jīng)外科主任勒普瓦（Lepoire）教授及其他們的夫人弗朗索瓦絲（Francoise）、瑪緹娜（Martine）、瑪麗克萊爾（Marieclarie）一行六人來到中國，舉辦了第二屆全國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習班，當時馬廉亭、李鐵林、唐文淵、陳明振等醫(yī)生都參加了，我是全程的法語翻譯。

學習班期間，還做了幾個病人的手術演示。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位1歲多叫李棽（chēn）的孩子，患大腦大靜脈動脈瘤樣畸形，腦積水。呂克和莫海兩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在當時沒有Magic導管的情況下，用水葫蘆裝上帶孔球囊的微導管，就能把導管送到位，用純膠閉住了脈絡膜后動脈的供血。那個注膠和拔管的過程稱得上是“氣勢如虹，驚心動魄！”病人一次性治愈！現(xiàn)在已經(jīng)快40歲了。這是我國第一次看到用膠栓塞如此高流量的血管畸形，真是讓中國醫(yī)生開了眼了。

這次訪華，我們還去了西安、重慶、武漢，不僅訪問和在四軍大、三軍大、武漢軍區(qū)總醫(yī)院講學，還參觀了兵馬俑、坐了長江游輪游了長江三峽，從重慶一直到武漢。從此，中國的悠久文化、人民的熱情好客、風光的奇異旖旎，都給了呂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呂克和他的夫人弗朗索瓦絲也因此成了非常好的忘年交。

呂克是社會主義者，中產(chǎn)家庭，在二戰(zhàn)期間受到德國納粹的迫害流亡過。所以跟我父親談起抗日戰(zhàn)爭特別有共同語言。

呂克和弗朗索瓦絲同年生人，相濡以沫，互敬互愛，堪稱楷模！呂克非常幽默，經(jīng)常拿弗朗索瓦絲開玩笑。有一次我們逛古玩城，談到如何鑒定銀元的真假問題，建軍說是捏住銀元的中間吹一口氣，放在耳邊聽聽，有振動的聲音就是真的。呂克馬上抱住弗朗索瓦絲，向她吹了一口氣，貼在耳邊聽聽，連連說：“嗯，是真的！是真的！”惹的我們大笑不止！

弗朗索瓦絲是一個心理咨詢師，她有非常高的藝術鑒賞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談論的事情都很有哲理。可惜我的法文水平無法理解她的談吐，這終成為我的遺憾。

由于呂克對中國的熱愛和學術造詣的深厚以及我們兩家的友誼，我?guī)缀趺磕甓佳垍慰撕透ダ仕魍呓z來中國，1994年在他的支持下，我們中國首先發(fā)起成立亞澳地區(qū)介入神經(jīng)放射與治療聯(lián)合會（AAFITN）；也第一次在中國舉辦WFITN的世界大會，當時在長城上辦的開幕式極其震撼，呂克是當然的主角。

他每年都來參加中國腦血管病論壇，他的每次報告都高瞻遠矚，充滿著人文精神和醫(yī)學倫理，醍醐灌頂為我們指明了未來發(fā)展的方向。

他也每年都邀請我去阿爾卑斯山的ABC/WIN大會。十幾年來，我也組織了許多中國的介入神經(jīng)放射醫(yī)生去開會，呂克都為他們減免注冊費。

他們前后共來了中國20多次，幾乎踏遍了所有的省份和主要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西藏、新疆、內蒙、云南、貴州、湖南、海南、河南、山東、山西、陜西、東北……他的科室里接受了許多中國醫(yī)生：馬廉亭、李鐵林、王大明、尹龍、肖紹文、焦德讓都曾在那里學習過。如今都成了中國介入神經(jīng)放射界的大腕。國家外國專家局專門授予他“最高友誼獎”，并邀請他們夫婦參加了國慶70周年觀禮。

在呂克的新神經(jīng)科學大樓成立10周年時，我代表中國的醫(yī)生給他送了一塊巨大的雙面繡：“富貴榮華。”如今，物在人非，這塊雙面繡仍在走廊里放著，主人卻駕鶴而去！

我跟呂克一家太熟悉了，38年來，無論是學術、政治、哲學、文化、歷史、家庭等等我們無話不談；在國際介入神經(jīng)放射領域中，他為人謙和，睿智敏感，誨人不倦，但又從不咄咄逼人，總是循循善誘，用他那不怎么標準的英語耐心地說服各國大佬。他每年都在Val d’Isere組織一次會前會，討論引導全球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發(fā)展的方向。比如：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的培訓指南、與商業(yè)廠家的關系及如何反腐敗、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中的醫(yī)學倫理和道德標準等等，這些都是在十幾年前就反復討論了。他善于團結所有國家各層級的醫(yī)生，從不居功自傲，從不炫耀自己的技術和成績，特別尊重年輕的晚輩。即使是在對錯誤的爭論中，他也總是讓大家充分發(fā)表意見。他沒有顯赫的著作，沒有閃亮的勛章，但是他在全世界介入神經(jīng)放射界所有的醫(yī)生心中是公認的精神領袖。40多年在Val d’Isere連續(xù)舉辦的ABC/WIN會議，用民主、討論、尊重、創(chuàng)新的精神，奠定了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的基礎，這就是他的豐碑！

2019年我模仿ABC/WIN在海南省也做了一個China-WIN，再次邀請呂克夫婦訪華參加這次會議，為我們定基調。臨行前弗朗索瓦絲突然發(fā)高燒，不得不取消行程。她患了一種免疫性的血液病，要持續(xù)做化療。2020年我們再去Val d’Isere，呂克還特別抱歉沒能如約。我一直安慰他說，沒關系，我們明年再安排。誰知道新冠的肆虐，讓全世界的行動都停擺了。呂克原患有的前列腺癌突然惡化，全身轉移，2021年4月15日在法國南錫市他的醫(yī)院里去世。弗朗索瓦絲盡管自己身體十分虛弱，但仍終日陪伴在左右。呂克走后不到一年，弗朗索瓦絲也隨呂克走了。他們兩人真是相濡以沫的賢伉儷，從不分開，最后還是一起走了。

2024年1月19日，我從Val d’Isere下山回到巴黎，直接坐火車去了南錫。呂克的兒子于貝爾（Hubert）帶我們去了呂克和弗朗索瓦絲的墓地。這是在南錫市邊的一個山坡上，離呂克的家不遠。公墓不大，骨灰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做成紀念墻，非常簡樸。

簡樸得連放鮮花的地方都沒有，幸好上邊還有個空格，我擺上帶去的鮮花，雙手撫摸著呂克和弗朗索瓦絲的名字，失聲痛哭！我知道生命總有終結的一天，也會為這一天做好各種假設，包括對呂克夫婦。我想象過，他們病重期間我會飛過來，守在他們身邊。我也想象過，萬一他們在訪華時生病，我一定會送他們去最好的醫(yī)院治療。但我絕沒有想到，新冠居然隔絕我們三年讓我無法出去！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我的哀思！呂克去世的第二天，正逢第16屆中國腦血管病論壇大會，我連夜做了一個PPT“親愛的Luc，我想告訴你”，在大會上發(fā)言。發(fā)言時我?guī)状芜煅收f不下去！我悲傷的是痛失了一位如父、如兄、如師、如友的長輩，痛失了一位可以隨時傾訴衷腸的外國朋友，痛失了一位在學術上無私、無條件地支持中國神經(jīng)介入事業(yè)的世界巨匠，痛失了一個每年都有盼頭相見的學習機會，痛失了一個我可以向他炫耀中國發(fā)展進步的對象，痛失了一位我可以讓他不斷享受中國改革進步紅利的朋友！每逢此時，他都會特別真誠地感嘆和欣賞，我心里得有多滿足啊！

然而這一切都再不會回來了！我只能是面對著冰冷的大理石墓碑，撫摸著他們的名字流淚。呂克，弗朗索瓦絲，我來看你們來了！以后我還會再來看望你們。按照我們中國人的習俗，每逢清明，都會為你們獻上一束花，點上一炷香，希望你們在天堂仍相聚在一起，無病無災、無憂無慮地生活！

應于貝爾的邀請，我們又去了呂克的家，這個我們曾經(jīng)多次做客的地方。

家里有很多紀念品都是我陪著他們倆在古玩店或舊市場淘來的。他們特別喜歡中國古舊家具和木雕，這個小的紅色中藥柜就是弗朗索瓦絲買的。還有一個舊木雕的床框，弗朗索瓦絲喜歡得不得了，買后費了好大的勁兒，我用救護車給送到飛機場，他們又租了輛大車拉回南錫。買回來后她配了一個玻璃面和桌腿，就成了一個非常好看的茶幾。

如今，這所房子已送給了他們的大女兒，她準備賣了，只有部分物品會當做紀念留存。物是人非，睹物思人，嗚呼！

我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頭，把這里的一切深深地記在腦海里。歷史也會記住，這里曾經(jīng)居住過一對相濡以沫的老人，一位對中國文化、歷史、人民深深熱愛的法國科學家，一位為中法醫(yī)學交流做出偉大貢獻的教授！

院子里那位斷臂的女神雕像依然矗立在那里，沒有了熱愛她的主人相伴，平添了很多枯草，在白雪的覆蓋下，顯得更加凋零。回想起幾年前我去南錫開會，在他家院子的雕像前跟呂克夫婦一起照的相，我們都沐浴在陽光下，每人的臉上都洋溢著笑容。如今，今非昔比，天差地別！昔日的朋友現(xiàn)在陰陽兩隔，如何讓人能接受！

帶著無限的惆悵和悲傷，我們又去了呂克的醫(yī)院，他的神經(jīng)醫(yī)學中心，這個曾經(jīng)讓他十分自豪和得意的建筑。想當初，他領著我上下樓的看他的中心，如數(shù)家珍。他想建立的不僅是神經(jīng)放射科，而是神經(jīng)醫(yī)學平臺。在這里，神經(jīng)內、外、放射、介入都在一個樓中工作，各專業(yè)之間無隔閡地相互支持、會診、統(tǒng)一治療。如今，后浪趕前浪，新的主任主持中帳，工作一定會讓呂克放心！

最后，我們一行人來到舊時的皇宮，跟于貝爾夫婦一起合了一張影。再見了！南錫！再見了，呂克和弗朗索瓦絲！我還會來看你們！

雷蒙·烏達爾

（Rammond Houdart）教授

烏達爾教授是我的第一恩師。沒有他，我既不知道什么是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更沒有任何機會到法國來學習！

1980年鄧小平先生擔任了“中法醫(yī)學日”項目的名譽主席。該項目是法國航空公司出資建立的，旨在每年派一批法國或中國的醫(yī)學專家互訪交流15天，中方就由中華醫(yī)學會組織和接待。首次訪華的法國專家團中就有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醫(yī)學院院長、神經(jīng)外科的烏達爾教授。按照中華醫(yī)學會的安排，原本應該由王忠誠教授安排講學和接待。可那時恰巧王教授腰痛病犯了，臥床休息。就臨時委托301醫(yī)院的段國升教授組織安排講學和查房。

那時中國剛剛打開改革開放的大門，中國還很少見到外國人，街上若有幾位老外，一定會有好些人圍觀。301醫(yī)院第一次迎來了一位神經(jīng)外科的外國教授，自然非常重視。

我記得那天在301醫(yī)院東樓的階梯大教室里座無虛席，北京市各醫(yī)院的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都來了。個子不高的烏達爾教授，精神矍鑠，是用法語講關于脊髓血管畸形的課，由上海瑞金醫(yī)院的張?zhí)戾a教授擔任法語翻譯。教授講完后讓大家提問，那時的中國醫(yī)生還不習慣在會上提問，教室里鴉雀無聲。段國升教授覺得沒人提問會顯得中國醫(yī)生水平太低，就悄悄地遞給我一張紙條讓我提問。就是這張紙條，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已記不清紙條上的問題是什么了，只是愣頭愣腦地站起來提問，烏達爾教授非常有興致地回答，并在第二天的查房時認出了我就是那個提問題的醫(yī)生！

上天的眷念有時就是在那一瞬間！

第二天的查房恰是查到我的病人——一位患脊髓動靜脈畸形的年輕人。烏達爾教授問我用什么方法確診？我剛查到的文獻是做脊髓血管造影，手中也正有一根劉承基教授送我的導管，已經(jīng)反復用過多次了。教授問我怎么做血管造影？我提溜著這根彎彎扭扭的導管解釋給他聽。他馬上說，這根導管已經(jīng)不行了，回去我寄幾根來給你。

第三天是全北京市的神經(jīng)外科主任們來301醫(yī)院跟烏達爾教授座談，提問的也多是關于他的講座“脊髓血管畸形”。他耐心地一一回答，最后向大家宣布：要想搞清楚脊髓血管畸形是怎么回事，怎么治療，必須學會脊髓血管造影，他要邀請我去法國巴黎他的醫(yī)院拉里布瓦塞爾（Lariboisiere）醫(yī)院學習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

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那時我們從來沒有聽過interventional neuroradiology這個詞！這是什么學科？能做什么事情？需要什么設備？要學多長時間？一切的一切，對我都是個茫然的未知數(shù)。但在當時那個知識非常匱乏的時代，只要是能出國去學習，就是天大的好事！我迫不及待地等待著出國的那一天。

1982年2月，經(jīng)過數(shù)不清的手續(xù)和申請，我終于踏上飛向法蘭西的飛機。

學習的地點就是歐洲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之父——赫內·金江（Rene Djindjian）教授的科室：拉里布瓦塞爾醫(yī)院神經(jīng)放射科。可惜那時金江教授已去世，他的學生邁赫朗教授繼承了他的衣缽，主持整個醫(yī)院的神經(jīng)介入和診斷工作。烏達爾教授是醫(yī)院里神經(jīng)外科主任，金江教授的摯友，在他的辦公室里就懸掛著巨幅脊髓血管灌注的照片，可見他對脊髓血管畸形是多么的感興趣！

剛到巴黎，我兩眼一抹黑，哪里都不認識。出國前學的那一點法語都丟到爪哇國去了！我知道問路，可別人的回答我就完全聽不懂了！到處要去辦手續(xù)：衛(wèi)生部注冊、外交部留學生處注冊、法語學校注冊、上醫(yī)療保險、到醫(yī)院檢查身體、去銀行辦手續(xù)、警察局辦居留、留學生宿舍辦手續(xù)、醫(yī)院里報到（科室、食堂、住院醫(yī)組織）等等。我們在國內聽組織的安排慣了，都是組織上給辦，哪有自己到處辦的呀！這里辦事全都必須預約，打電話預約時最頭痛！你剛說一句，對方哇哩哇啦一大堆完全聽不懂，然后就掛了！幸虧有張?zhí)戾a教授，可以帶著我一起逐個拜訪。

最痛苦的是住宿問題。我剛到巴黎的前3個月就搬了5次家：

第一次：是住在我們使館的招待所148號，那里都是中國人，吃中國飯，但是很遠，也很貴。住了幾天，把各種手續(xù)辦好，就可以住在留學生宿舍了。

第二次：從148號搬到Porte de Clignancourt的留學生宿舍。從國內出來時，我特地給烏達爾教授帶去一幅一米多高的、用羽毛制成的白孔雀。教授特別喜歡。專門請我和張?zhí)戾a教授到他巴黎城里西岱島上的家里去做客。這是坐落在塞納河邊、白求恩碼頭上的一座古典住宅，挑高明亮的客廳，真像過去貴族的宮殿。我們剛到時的獎學金是2400法郎，宿舍每月是900法郎，再加上地鐵票交通，又不能自己做飯得吃食堂，所以錢就不夠了。烏達爾教授知道后，要幫我們想辦法。

第三次：沒多久，烏達爾教授就通知我們，讓我們先搬到醫(yī)學院為馬達加斯加的醫(yī)生租的房子里住，兩房一廳，有廚房可做飯，這一套公寓是在巴黎的19區(qū)，主要住的是阿拉伯人和黑人，治安環(huán)境比較差。晚上我們都不敢出去，也不敢回來的太晚。但我還是很滿意，關鍵是不要錢！可惜好景不長，一個月后，馬達加斯加的醫(yī)生就來了，張?zhí)戾a可以住在那里，我就得搬出來了。

第四次：烏達爾教授看我沒地方住，就先幫我聯(lián)系住到東車站附近醫(yī)學院教學樓內的醫(yī)療室。這是一個兩室的醫(yī)務室，外間有個辦公室或叫診察室，內間有張床和廁所，但沒有洗澡的地方。每天一大早我就去醫(yī)院，校醫(yī)在這里看病。晚上我很晚才回來，學生和老師、工作人員都下班了，整座大樓空空蕩蕩，只有門房警衛(wèi)和一只大狼狗。我回來只是住在房間里，從不敢出門。使館的武官還專門來勘察過一番，覺得還算安全。每天晚上那只大狼狗還要到我的門外巡邏一遍。雖然每天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但住房條件比國內的要好得多，況且還不要錢，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但還是好景不長，醫(yī)務室的校醫(yī)終于向烏達爾教授“提抗議”了，不同意我長期住在醫(yī)務室里。我只好再搬家了。

第五次：在這期間，烏達爾教授還專門請我到他楓丹白露鄉(xiāng)下的家里做客，帶我去參觀楓丹白露的弗朗索瓦一世的皇宮。

教授和夫人生有8個兒子，他的鄉(xiāng)間別墅很大，每個兒子都有自己的房間，還有一個游泳池。我第一次在異國他鄉(xiāng)體會到家的溫暖！幫我驅逐了思鄉(xiāng)的痛苦。也讓我認識到，幫助別人，自己可以獲得二次快樂！

真是難為烏達爾教授了，他又幫我在拉里布瓦塞爾醫(yī)院附近的另一家醫(yī)院（也歸屬醫(yī)學院）替我找到了一間為住院醫(yī)準備的小單元：一間帶廚房和衛(wèi)生間的住房。這次是永久的了，烏達爾教授再三告訴我，再不用搬家了。我特別感謝他，終于有了一個穩(wěn)定的住處！

1982年10月，我去里昂參加世界顯微外科大會。在那里認識了巴黎第六大學居里醫(yī)學院顯微外科學校的教務長，他熱情地邀請我去他的學校學習顯微外科技術。這是一所國際學校，學期10個月，每期招收50名世界各地的醫(yī)生。訓練包括理論課、實操課、最后要論文答辯。畢業(yè)證書相當于博士后，法國的每位外科醫(yī)生若沒有這張證書不可以成為專科醫(yī)生。進這個學校還要花不少錢，但教務長都給我免了。我特別高興有這個機會，即便是要延長4個月的時間沒有獎學金，那我也愿意！

等我從瑞士參觀完Ya?argil教授的醫(yī)院回到巴黎，去學校報到時，教務長卻告訴我，烏達爾教授不同意我去。我當時就蒙了！為什么？這里有什么問題嗎？我馬上回到醫(yī)院求見烏達爾教授。在他的辦公室里，他坦率地說：“對，是我不同意的。你離開丈夫和孩子到法國來學習一年時間已經(jīng)非常不容易了。再學習顯微外科技術，還要延長4個月，那怎么行呢？”

這時我才感覺到，烏達爾教授真是有慈父之情！他時刻在為我考慮，為我的家庭考慮。我很受感動。但還是向他表示，我們出國一次非常不容易，中國人很能吃苦，可以忍受舍家別子的痛苦。只要能學到東西，多大的苦都能吃。他很驚訝地看著我說：“是嗎？那我真是太不懂你們了。好，既然你愿意吃這個苦，那我就同意。”他當場就給教務長打了電話，表示他同意了，同時還給外交部留學生機構去了電話，為我申請了延時4個月的獎學金。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這個慈祥的老頭一直在默默地為我著想，哪怕是好心地“違背了”我的愿望，也完全是為我好！我真不知道該怎么感謝他才好！

在巴黎學習的一年多時間里即緊張又快樂。每天都能學到很多東西，我每天穿梭于巴黎的城南到城北，分別在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和顯微外科學校兩個地方學習。盡管很累，但我樂此不彼：每天都像充滿了電的跑車，來回奔波。晚上就學法語、看書、寫文章，天天都是2-3點才睡覺。一年零四個月，我順利的通過了外國助理醫(yī)生（Assistant Etranger）的考試和巴黎第六大學居里醫(yī)學院的顯微外科考試，獲得了40/40滿分的成績，高高興興地回國跟家人團聚了！

臨行前我包了一夜的餃子，拉了4車送到科里辦告別宴，請全科同事品嘗中國飯。我特別也請烏達爾教授來吃餃子，這是我在法國唯一能感謝他的方式。同時我也問他了一個一直埋在我心頭的不解：當年他為啥會點名邀請我來巴黎學習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呢？他神秘地笑笑說：“對于一個考試得了40/40的學生，我為什么不請呢？”

唉！還是沒回答！這個答案他已帶到天國去了。

以后烏達爾教授很快就退休回家了，夫人去世，他也就被送進養(yǎng)老院。我沒有了聯(lián)系方式，也無法前去探望，但心中的掛念一直存在。他的侄子艾莫紐埃勒·烏達爾（Emenuel Houdart）繼承了邁赫朗教授的位置，擔任了拉里布瓦塞爾醫(yī)院的神經(jīng)放射科主任。我也是僅能在開會的時候跟小烏達爾教授詢問一下他伯父的近況，直至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烏達爾教授是我仰望的高山，我事業(yè)前進的引路人，雖可望而不可及，但心中的尊敬和惦念從未消失。我一直想圓的夢就是一定要去拜謁他的墓地，從中國人的角度，盡一份孝心。

我這次沒有見到小烏達爾教授，盡管我專門去了一趟拉里布瓦塞爾醫(yī)院，故地重游，也沒見到小烏達爾教授。只得到一個他的e-mail地址。好在他很快回復了我，告訴我烏達爾教授墓地的地址，在他的家鄉(xiāng)楓丹白露Thomery墓地，但沒有墓碑號碼和位置，說是墓地很小，很容易找到。

1月21日我們自駕車去往楓丹白露，尋找Thomery墓地。靠著導航很容易找到，但現(xiàn)場卻并不像小烏達爾說的那樣“是個很小的墓地”，偌大的墓地坐落在山坡上，上下19層，沿坡而建，足有上千個墓穴，小烏達爾沒有給我們標號和區(qū)域，怎么找呢？

我先生和我們的法國朋友衛(wèi)東說，我們都萬里迢迢找到這里了，就算是一個一個順著找，也能找到！我的腿受傷了不能走路，又都是外國的人名，看起來就很費勁，我先生和衛(wèi)東不辭辛苦地一行行、一個個地順著墓穴去找。

天下起了小雨，氣溫也越來越低，冷風吹在臉上不禁打起寒戰(zhàn)。他們來回找了兩遍，都沒有找到。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找的地方不對？小烏達爾既沒有領著我們來，也沒有告訴標號，是錯了嗎？我一直在心里打鼓，心想要不就在這個墓地的最高處找一個地方，放上鮮花，心里念著烏達爾教授的名字，多鞠幾個躬就算祭拜了。

正當我準備這樣做的時候，墓地里來了一位法國老婦人，她開著車停在墓地外，從車上拿出一些鮮花和玩具進入墓地。衛(wèi)東上前跟她攀談得知，老夫人的孫子夭折了20年，老婦人天天來墓地看看，跟孫子說說話，這已經(jīng)成為她每天的必然活動，20年來從未缺失。如果一天不來，她就會感覺心里空落落的。得知我們要找烏達爾教授的墓地，她馬上就幫助找到了“烏達爾家族（Famille Houdart）”的墓地！這是一座用大理石和馬賽克鑲嵌的墓地，表面上沒有任何標志和花卉，名字是刻在石碑的邊上，難怪衛(wèi)東來回在這個地方找了兩遍都沒找到！

我們太高興了！馬上獻上鮮花，向烏達爾教授深深地鞠了三個躬。我在心里默默地跟烏達爾教授說：烏達爾教授，我來看您了！也代表中國所有的介入神經(jīng)放射醫(yī)生來看您了！您培養(yǎng)的第一個中國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的醫(yī)生，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中國推廣和培訓了幾千名醫(yī)生，每年成千上萬的中國患者受益于這項技術。他們雖然不認識您，但都知道是您第一個請我去法國學習這項技術的，是您鼓勵我既學習介入技術，又學習顯微外科技術，成為首個雙棲技術的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如今雙棲醫(yī)生在中國已然廣泛培訓出來，特別有利于患者。您為中國人民做的貢獻會永遠被銘記！您在天堂一定會笑對天下、倍覺安慰吧！

獻上鮮花拜謁烏達爾教授后，天居然立即放晴了！我的心情非常輕松愉快，放在我心上的任務我終于都完成了！

皮埃爾·拉若尼阿斯

（Piere Lasjaunias）教授

皮埃爾·拉若尼阿斯（Piere Lasjaunias）教授是全球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界最有知識、最能動腦筋、最能把基礎知識與臨床病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學者，也是一位特別能思考、手勤、腦勤的有思想的醫(yī)生。他所著的《Surgical Neuroangiography（外科神經(jīng)血管造影術）》一套4本，沒幾年又再版一次，縮編成3本，成為當今深刻理解介入神經(jīng)放射學的經(jīng)典之作。

他在巴黎第十三大學附屬的Bicêtre醫(yī)院最先是在解剖胚胎教研室工作，后來又到醫(yī)院的神經(jīng)放射科，主要是做兒童先天性血管瘤或血管畸形的介入治療。他是《Journal of Interventional Neuroradiology》的創(chuàng)立主編，也是WFITN的18名創(chuàng)始人之一。

我雖然沒有在拉若尼阿斯教授的醫(yī)院里學習過，但參加過他第一次組織的ABC（Anatomy、Biology、Clinic解剖、生物、臨床）學習班，深受震撼！第一次知道要做好一位介入神經(jīng)放射醫(yī)生，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間斷地學習、學習、再學習，才能當好醫(yī)生。我曾邀請他來中國講學，在西安舉辦研討會。

我邀請他參觀我們的雜志和實驗室，親切地稱他為“老拉”，把他創(chuàng)立的PLANET研究生課程，搬到中國來。我對他的尊敬和欽佩由衷而發(fā)，也把他當成我學習和努力的榜樣。

2007年9月9日，第九屆世界介入神經(jīng)放射大會（WFITN）在中國召開。老拉作為WFITN的主席，對我這個大會主席積極支持，熱情參與。使得整個大會圓滿成功。

2008年7月1日，他應邀到瑞士蘇黎世大學去講學，一下飛機就感到胸悶。Valavanis教授要送他去醫(yī)院，他說先去酒店吧。沒想到到了酒店下車取了行李，沒上三個臺階就一頭栽倒在地上，一顆偉大的心臟就此停止了跳動！此時離他60歲的生日還差1周！我代表中國的介入神經(jīng)放射醫(yī)生特地到法國參加了老拉的葬禮，并在葬禮上演播了我認真制作的PPT。

他是如此熱愛生活的人，永不知疲倦，永遠進取，永遠探索！我給他的夫人Pascalle去電話說明我想去吊唁皮埃爾，Pascalle告訴我，他逝后不留骨灰，全部灑在自家的花園里了。我聽后并不驚奇，我相信這就是老拉，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一生只相信科學！雖然我沒能去他家的花園里吊唁，但在我心中，老拉一直是一個智者，教育家和值得信賴的老朋友，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每天的工作之中！

作為中國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是我們的基本品德。以后只要有機會，我們還會去吊唁這些對中國人民友好和幫助過的法國教授。寄托我們的哀思，表達我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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